我认为张道藩一生一直是追随国民党的，对国民党一直忠贞不二，这一点必须讲清楚。国民党并非一贯反动，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人民心中的旗帜，这一点早被第三国际看清，也为后来中共所承认。张道藩作为一个青年，在“五四”运动爆发的当年，便乘帆赴英、法留学，而且在上海时亲自谒见了孙中山，张后来不止一次讲过，这是他投入政治的起点，这个起点应当说是正确的。
这时孙中山正在总结历史教训，准备打倒军阀，统一中国的大革命运动，遇到了苏俄代表与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，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。张道藩在英、法留学时已参加了留学界的国民党活动，1926年回国，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回家乡贵州组建国民党组织，出任省党务指导员。于是他便与割据贵州的地方军阀周西成开展了斗争，这一场因“密电码”而引起的斗争中，张本人被捕，张的另一同志因此牺牲，这场斗争便非“狗咬狗”斗争，而是统一与反分裂的斗争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斗争。张道藩因之被捕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张因在贵州的经历受到国民党最高层的肯定，他因此而飞黄腾达，须注意，待他得胜回朝时，国民政府已到南京，国共已经分裂，他在国民政府中屡次升迁，就与进步无缘了。
抗日战争的爆发，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，张道藩同样表现得有声有色，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内主持文化工作方面大员，请看他在抗战初期的几个大手笔：
1937年底，汉口成立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，张出任主任常务理事；1938年初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，张出任理事；3月成立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，张出任常务理事；6月成立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，张出任名誉理事；特别是3月分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抗会”)，它团结了国共两党和全国文化艺术界所有进步人士，公选周恩来、蔡元培、罗曼·罗兰、史沫特莱等13人为名誉主席，影响极大，张也是常务理事。1938年10月开始的重庆第一届戏剧节，国共两党戏剧名人通力合作，尤以《全民总动员》一剧，集全国一流的编剧(曹禺、宋之的)，一流的导演(佘上沅、沈西苓、应云卫等)，一流的演员(白杨、赵丹、舒绣文、张瑞芳等)，在雾都重庆反响之大是极少见的，张道藩出演了剧中的国民党孙将军一角。后张又组织文化运动委员会(简称“文运会”)与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(简称“文工会”)并称。过去我们对两会的斗争谈得不少，两会斗争的确包含了国共两党争夺重庆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在内，这一点张道藩也从不讳言，但须指出，这两会都是合法组织，都隶属国民党，不过一隶属军政部(陈诚为部长，文工会原是国防部第三厅改编)，一属中宣部；而且国共两党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矛盾、冲突不断，蒋介石还屡次发起反共高潮，但因国际、国内形势所迫，他一直留在抗日阵营内，所以，文运会与文抗会都以抗日为号召，有些工作还相当地重合，如两会都曾约请文化名人演讲，根据材料我们发现，这位名人今天在文工会演讲，明天又出现在报上，讲题大同小异，但邀请单位却换成了文运会。此类材料最近发现不少，我相信随着研究深入，如何评价文运会在抗战期间的活动更接近真实。此外，重庆进步文艺界曾发起过为郭沫若“祝寿”活动，此事暗中策划人是周恩来，其目的是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。但须注意，此活动发起人之一便有张道藩，这至少说明，张道藩是承认郭沫若在文坛地位的，对共产党在重庆文艺界活动也默认的。
抗战时期张道藩还做过不少工作，如对大后方的教育事业(特别是高等教育)多次规划，对文物内迁工作予以较大关注，1944年国民党鄂湘桂大溃退，日军进入黔南，他亲赴黔南进行救抚工作。他对独山一带遭受日寇蹂躏的记述，是所谓“黔南事变”最真实的记录。
总之，在中国现代史的两个重大转折时刻，张道藩都没有出大错，这是评述张氏一生的关键。